89岁的郭相颖，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，是大足石刻“申遗”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。

　　2.郭相颖独立完成了一副上万尊造像的白描长卷，为大足石刻建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。

　　3.1999年，大足石刻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郭相颖感慨地说：“找不出个啥子语言来形容，就是高兴！”

　　4.除此之外，郭相颖还积极推动大足石刻的保护和研究，出版了《大足石刻雕塑全集》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等著作。

　　5.退休后，郭相颖仍然关注大足石刻的发展，希望大足学能像敦煌学一样辉煌。

　　先生，不仅是一种称谓，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。可堪先生之名者，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，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、豁达包容的胸襟，任风吹雨打，仍固守信念，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。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，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、做人的一盏灯。

　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《先生》，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、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。5月1日推出：《郭相颖：把大足石刻搞“闹热”》。

　　郭相颖：我这辈子总结起就干了一件事——把大足石刻搞“闹热”了！你们叫“热闹”，我们四川话叫“闹热”。爱，是最大的动力。只要你热爱它，没得办法也有办法。吃苦你也不觉得苦。

　　郭相颖，1936年生，今年89岁。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，大足石刻“申遗”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。他独立完成的一副上万尊造像的白描长卷，为这个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建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。

　　大足石刻，初唐永徽年间开凿，历经五代，盛于两宋，明清增刻，岁月层层叠叠，在重庆大足境内摞起了141处摩崖造像。

　　郭相颖：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，八百多年它都没坠落，就是用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，这就是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……

　　重庆大足石刻景区内。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相颖的身边擦过，没人知道，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，五万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，夹藏着郭相颖的大半生。

　　郭相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，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，又保送中专。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。

　　1974年初，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。当了多年“教书匠”的郭相颖被调至大足县文物保管所。

　　郭相颖：在正式调任前，我已经到过北山、宝顶（山）这些地方去，我在小学是教图画的老师，我经常去写生。那个时候（文化馆）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老郭，北山没得人守了，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？”我就说：“要得嘛！”

　　从“教娃娃”调去“守菩萨”，这可不是什么“好差事”。郭相颖调令上写了五个字——只准驻北山，足以说明这一点。

　　郭相颖：当时山上既没水，也没电，我一天要自己满山坡找水，还要捡柴来煮饭。后来我在这里打了三四个井，又开垦了大概有一亩多地，我就开始种菜，我会犁田、栽秧，我都会。

　　郭相颖：（小的时候）我妈妈带着我，我是最大的一个（孩子），都才十三四岁，最小的（孩子）才刚刚满岁。我们五个人一下子到农村里头去了，乡头周围没得人，我们只好在土里头去捡红薯根来吃。我到北山不觉得苦，我经得起那个苦，恰恰是前面锻炼了的。我（在山上）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，都是用在干什么？——安定生活。

　　郭相颖：（那时候）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，每天早上起来，就要去检查一遍石窟，哪里有沁水了，哪里有崩塌了。每个星期我扫两次长廊。一天没得事就去观察记录，特别是去写生。

　　看久了、画多了，郭相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。山上的条件有限，郭相颖淘来淘去，只找到“两本半”书。

　　郭相颖：一本书叫《简明佛学词典》，另一本是《佛学大纲》，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有个很有远见的老先生，叫陈习珊，德信体育注册他写了一个《大足石刻志略》，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？因为它没正式出版。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，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足石刻包括哪些内容，应该怎么去研究它，保护它。

　　就凭着这“两本半”，郭相颖开启了新起点，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。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一个是宝顶山，一个是北山。1979年前后，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“四有”档案。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，郭相颖却犯了难。

　　郭相颖：那个档案里头有个要求，要有形象资料。我们那个时候很穷，买个纸都很困难。所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我就自告奋勇的，我说我来画。

　　先大后小，垂直投影。太长的造像，郭相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。第一稿单调，不美观，那就再画第二稿。

　　郭相颖：我就加上山上的崖壁山石，下面的地坪，台阶有多少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。我白天就去丈量，画草稿，天黑了，就在屋里画画。

　　郭相颖：有个油灯。我刚上山的时候是拿一个墨水瓶，上面钻一个孔，用一个竹管插在里头，然后用纸捻一个芯儿。坐在灯旁边久了，鼻孔都黑了。

　　一双眼、一支笔、一把尺，两三年，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，印在了郭相颖20多米的画卷上。

　　郭相颖：尽管它不像现在测绘仪那么准，但大体没有很大的误差。把它画出来了。就让我们能够完成四有档案里面的“有形象资料”。当初画这个的时候，并没想到一定要拿它来做个什么学术成果。

　　1982年，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，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。当地政府有了“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”的雄心。两年后，郭相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，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十年。

　　在任职期间，郭相颖推动开展了两次全县文物普查，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。但他觉得，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。

　　郭相颖：后来我就给书记写了一封信，我说你找个像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，但你找个那么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，你把我放回去。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都说我“傻”，说“再也没有人像你这么傻了”，我当时的话是这么说的，我说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有前途。

　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，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《世界遗产名录》一事，而“大足石刻”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“世界遗产”单位的预备名单。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？

　　郭相颖：当时大家有两个理由反对。第一，云冈（石窟）、龙门（石窟）都还没申报，你大足忙啥子？第二个又没得钱。我心里头都在想，如果大足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，这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。

　　大足石刻是集儒、释、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，如果只申报一座山，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。郭相颖想办法，把北山、宝顶山、南山、石门山以及石篆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。1993年，大足石刻“五山”的“申遗”准备工作启动，市里成立了申报委员会，县里也成立了指挥部。

　　郭相颖：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，但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，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，开弓没得回头箭，对吧？

　　递交申报文本、整治环境、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……“申遗”需要研究成果作支撑，郭相颖又牵头写书，先后出版了《大足石刻雕塑全集》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等著作。6年之后，郭相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。

　　郭相颖：当时教科文组织给我们制那个文本的时候，把法文本制成了五份，一个（山）算一份，这就引起了那些代表的错觉：“你们究竟申请的是五个单位，还是一个单位？”当时我就很着急。

　　郭相颖：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给他看，通过我们团长来声明我们是一个（单位），我再跟他讲，这是我亲自画的，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总体效果，照片是一张一张的，形不成宏观效果，（他们）看了以后，一下就通过了。

　　郭相颖：就找不出个啥子语言来形容，就是高兴！我桌子上的文件都没收，赶快就到外面电话亭来打电话。我不懂外语，心头着急得很，我拿着电话筒手都在抖，好不容易才把家里的电话打通了，我说我们申报准了！

　　郭相颖：申报成功只是块招牌，真正要发扬光大还得充实内容。将来真正大足学像敦煌学一样出名了，那就算是比较有成效了。每每办解说员的培训班，我都要去跟他们讲课，讲了课过后就要到这儿来实践，考古的人必须要到现场，我这个人是“担水必须到井边”，你不到井边哪个担得到水？

　　郭相颖：我来的时候三个人一张办公桌，现在我们是两三百人。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、出成果我都很高兴，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。他们有些的小也很喜欢听我吹牛。我当县长都在解说的，给我取的名字叫“菩萨县长，七品导游”。我这个人讲话有时候没得章法，但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些笑话。

　　和年轻人在一起，郭相颖随和，喜欢开玩笑。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，他从不玩闹，哪怕老伴也不行。

　　郭相颖：经幢，尤其是用丝绸纺织品那些做的，就那么吊起来，后来它变成石刻，就像那样的。

　　周阿姨：它雕得可以，我原来从来没认真看过这个东西，眼睛不好，没看清楚过的。

　　我是记者陶昱舟，先生的书桌旁，放着很多他作的画儿，有山川河流，也有花鸟鱼虫，最多的还是一龛龛石刻造像。无论我们在宝顶山、北山的哪个边边角角拍的照片，拿到他跟前，他张口就能说出这个造像身上哪一处线条如何走向。我们问这位毕生都想让天下人能看一眼大足石刻的人：“您还有什么遗憾吗？”先生说，守了大足石刻五十多年，祖宗留下来的这些石头，他还没看够。